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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羽自刎乌江史实毋庸置疑
发布者:系统管理员 来源:政协办公室 发布时间:2015/7/25 22:28:25 阅读次数:731 
  

   7月10日,本报发表《冯其庸与我省研究者二十年联手考证--项羽并非死于乌江》的消息,并刊发了我省汉史学研究专家计正山的相关研究文章《项羽并非死于乌江》(简称“计文”),和国学大师冯其庸的主要观点,引起了史学界和其他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。自8月以来,人民日报海外版、光明日报、农民日报、中国文化报、新华文摘、北京日报,以及文摘周刊、新安晚报、安徽商报等省内外多家媒体进行了转载或跟踪报道。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给本报来函、来稿参与讨论。近日,和县召开研讨会,对上述观点予以论辩。本期特刊发两位文史专家的见解,以飨读者。

   不能以《史记》否定《史记》

司马迁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,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学;其《史记》是中国古代不朽的历史著作。苏轼称司马迁“文章多奇气”,金圣叹称《史记》为“天下第一才子书”,梁启超称誉司马迁为“史界太祖”,鲁迅称赞《史记》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《本纪》是《史记》的重要组成部分,以编年为次,记载黄帝以至汉武帝时期的大事。

“计文”说:“通览《史记》,自《五帝本纪》、《夏本纪》至《殷本纪》、《周本纪》,司马迁在撰写之初,有文字记载者寥寥,多为口口相传之史”或“支离鳞片之语”;“其中神奇怪诞之说比比皆是,仅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就有六、七处之多。”并以“高祖……父曰太公,母曰刘媪。其先,刘媪尝息大泽之陂,梦与神遇,是时雷电晦冥,太公往视,则见蛟龙于其上,已而有身,遂产太祖。”以此为其“项羽并非死于乌江”的论点服务,实际上是以《史记》否定《史记》。

应当知道,秦始皇焚书之后,大量史籍不存,“口口相传”之史的现象确有存在。笔者以为,研究者不仅在于发现“口口相传”之史,更重要的是考证出真正的历史史实。试问:“刘媪梦与神遇”,有谁证明她不做梦或不与神遇?“梦想成真”至今仍为时尚。又有谁考证是时未有“雷电晦冥”,“太公往视”, 并无“蛟龙于其上”?

司马迁与《汉书》作者班固,均系汉朝当代史官,距史实发生的年代最近。班固严于治史,向为史界称道。他在《高帝纪》论赞中亦有“汉承尧运,德祚已盛,断蛇著符”之说。如果《史记》对项羽自刎乌江的记载不可信,那么,严于治史的班固也不会“人云亦云”“沿袭照抄”《史记》的“不实”记载。

“计文”视《史记》老妪夜哭斩蛇、老翁田间相命、张良待履圯下、韩信受辱胯下等等,“都是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”,加以否定,而将定远的民间传说,作为项羽不死乌江论据,加以肯定,未免失之考证。“计文”说:“定远有个民间传说妇孺皆知,说当年霸王将虞姬娘娘头颅拴在马鞍上一路滴血,直至嗟虞墩,每一滴血都长成一个土谷堆”。这里不难看出,“计文”以项羽自刎乌江为传闻,加以否定,而将定远“传说”作为论据,加以肯定。试问又如何“考证”“每一滴血都长成一个土谷堆?”

“计文”摘录了《凤阳县志·大事记》:“钟离城址:为春秋时钟离子国故城址,位于临淮关镇东1.5公里。……谓楚霸王项羽自垓下败走乌江经此。为防御追兵率将士垒筑……”这里有三个问题有待澄清。其一,“谓楚霸王项羽自垓下败走乌江经此”,是项羽自刎乌江的肯定,还是否定?其二,项羽“为防御追兵率将士垒筑。”《史记》明确记载:“项王渡淮,骑能属者百余人耳。”临战筑城,建材何人备?工匠哪里来?即使材料有备,项羽部下多谙瓦木之活,在危急关头的短时间之内,能建成“有四门,东西宽360米,南北长380米”规制有序的城池吗?其三,前说“为春秋时钟离子国故城址”,后又“谓楚霸王项羽……为防御追兵率将士垒筑”,这种前后矛盾,语焉不详的文字,能成为考证的论据吗?

童阳和先生说得好:“民间传说有它相对的真实性,也有它的流变性,它带有历史意味,却又不是历史记载。如果完全不信,便错了…如果信以为真,那是愈讲愈糊涂。民间传说姑妄言之,我们只好姑妄听之”。《巢湖学院学报》2006年第2期)。另外,“由于司马迁曾亲自游历名山大川,所以(楚汉)双方渡江涉河、斩关夺隘时地理形势,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给人以条理分明、江山如望的亲切感。”因此,司马迁“将发生在东城的血战情节,与流传于乌江的民间传说缝缀弥合了。”“计文”所述文字,并无考据,完全出于作者的主观想象。它贯穿着一种错误的推理:即实地调查(游历名山大川)是产生假话(不符史实的“传说”)的前提;假话是实地调查的必然结果。

       乌江亭长何能料事如神

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载:“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。乌江亭长舣船待。”“计文”说:“项羽垓下兵败,其势也是急转直下的,中间又因取道阴陵、迷途受殆才为汉军追及,而远在三百里之外的乌江亭长,纵有救籍之心又何以会料事如神,预先舣船以待?难道说还有谁用什么通讯工具通知他:项王于某日某时将从此过江?”

实际上,《史记》[集解]对“舣”字注释得非常清楚:应劭曰“舣,正也”。孟康曰“附也,附船着岸也”。如淳曰“南方人谓整船向岸曰舣。”由此可见,舣船是整船向岸的动态表述,并非“预先”舣船以待的静止状态。据此可知,正在整船向岸的乌江亭长,见了熟识、而且相知的本国之王,劝其渡江,当在情理之中。项羽十分冷静而又理智地判断了当时形势,以“天亡我也”,谢绝亭长之美意,称亭长为“长者”(对德高望重者的尊称),并将乌骓宝马赐与他。可见二者之间交往之深,相识非浅。“计文”责问项羽:本欲渡江,今又为何不渡?尚有部下,怎能说一人还?笔者认为项羽本欲渡,终不渡,是当时客观形势的决定,是项羽思想认识的升华:结束战争,还安宁于百姓(此论不属本篇重点,故暂且不作深入论述)。假使项羽同意渡江,试问亭长一人操持的船有多大,能渡几人?笔者大胆推断:当时之船充其量只能载项羽单人匹马,其余部下不可能同时渡江。因此,项羽才有“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。今无一人还……”的中肯之论。“今无一人还”,并非夸张。

冯其庸大师的文章说:“司马迁《史记》在叙事上是非常讲究章法和文法、字法的……我认为这两个句子(指‘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,乌江亭长舣船待’两句),其中可能有错简。我设想,可能‘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’一句文字有脱漏,我以为‘于是项王’下脱‘之众’(大意)这样两个字,全句应为‘于是项王之众乃欲东渡乌江’。这就是说想东渡乌江的不是项王,而是项王的部从,所以下文紧接乌江亭长的一段劝说,然后接‘项王笑曰,天之亡我,我何渡为’一大段说明项王不能渡江的道理。这样文章才上下贯通,没有矛盾。”笔者以为,一般而言,一种想法有三种情况:主帅想,部从不想;部从想,而主帅不想;主帅与部从均有所想。想与不想的结论主帅起决定作用,且形势紧迫,不容优柔寡断,只能当机立断,“论点”为什么偏要将主帅之想改为部从之想,道理何在?言简意赅是古文的特色。如果硬将现代行文的规范强加于古人头上,不仅大有不合时宜之嫌,而且显得过于苛刻。

“欲”即想。项王初衷想东渡乌江;败退乌江,客观形势不容渡,改变初衷而不渡江,有何不可?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:“项王已死,楚地皆降汉,独鲁不下。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,为其守礼义,为主死节,乃持项王头视鲁,鲁父兄乃降。”汉初始想屠城,后改变方法使鲁投降,并未屠城。这里不能强求汉一定要屠城。汉欲屠而未屠,以胜告终;项王欲渡而未渡,以死结局,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正是司马迁行文特色之所在。

乌江以亭制隶属于东城县

“计文”以《高祖本纪》“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,斩首八万,遂略定楚地”的记述为依据,否定《项羽本纪》项羽自刎乌江的史实,至少有二个问题不能自圆其说。其一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明确记载:项羽率八百骑突围,过淮能属者百余骑,至东城乃二十八骑。于东城“斩首八万”从何说起?其二、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载:“五年,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,与项羽决胜垓下。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,孔将军居左,费将军居右,皇帝在后,绛侯、柴将军在皇帝后。羽之卒可十万。淮阴先合,不利,却。”由此可见,将三十万大军的韩信与籍交战,尚不能占得便宜,如果项羽有八万之众,并据东城固守,与灌婴五千骑血战,灌婴又如何敌得过兵力超过自己若干倍的项羽?其实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的这段文字,并非灌婴战绩的具体记载,而是记述刘邦垓下决战所取得的胜利。“骑将灌婴追杀东城”的“东城”,并非东城故城,而是“东城县境”。这里的“追杀”,不能等同于单一“杀”的含义,全句犹言灌婴奉刘邦之令,追逐、打击项羽于东城县境。“斩首八万”,是指刘邦决战垓下消灭项羽的总人数。那么,“项王‘至东城,乃有二十八骑’又‘汉军围之数重’。项羽自己已‘自度不得脱’,何以能忽而来到三百里之外的乌江?”如前所述,这里的东城,并非东城故城,而是东城县地。本来奔驰在东城县地的项羽,至历阳阴陵迷失道。当他弄清方向后,即“复引兵而东”重新回到东城县地。复,返回也。《易泰》训义:“无往而不复”。“汉军围之数重”的地点,也不在东城故城,而是东城县内的“四溃山”(今乌江驷马山)。此山本是无名小山。名始见于《汉书·项籍传》:项王“于是引其骑,因四溃山而为环陈外向”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载:“四溃山,和州北七十里,项王分骑为环阵,四面驰下,溃围斩将,即此处。”“项王自度不得脱”,是项羽对当时形势的正确判断。再度突出重围,是他“快战”——置生死于不顾,痛痛快快打一仗的结果。

其实“项羽自刎乌江”与“身死东城”并无歧异。据有关古籍记载,秦汉之时,乌江以亭制隶属于东城县。《舆地广记》载:“乌江本东城县之乌江亭,项羽欲渡乌江即此。两汉属九江郡,晋置乌江县……”唐《元和郡县图志》:“项羽南走至乌江亭,灌婴等追羽,杨喜斩羽于东城(当为东城县境-笔者),即此地也。”《直隶和州志》引《太平寰宇记》:“乌江县本秦乌江亭,汉东城县地。项羽败于垓下,东走至乌江,亭长舟待羽处也。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县界置乌江县。”章学诚《和州志》记载更为明确:“和(州)处江北而实介于淮海之间,故扬州域内也。春秋战国皆属楚地,秦为九江郡之历阳县及东城县之乌江亭地,历阳为都尉所治。汉高帝更九江郡为淮南国,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如故……太康六年即东城乌江亭地置乌江县,与历阳俱属淮南郡。”

由于乌江县置于东城县界,后来的众多著名诗人骚客,在他们的诗文中仍以“东城”旧称代名乌江。唐著名诗人张籍(和州乌江人),闲居乌江时,曾作《闲居》诗,有“东城南陌尘,紫巾宪与朱轮”诗句(《张司业集》)。宋贺铸于元元年出任和州通判,在《迁家历阳江行夜泊》中写道:“黄泥潭口木义征篷,回首东城祗眼中。”(《庆湖集》)诗人回首之际,看到的只是乌江,不可能望见相距三百里外位于今定远县的故城东城。明人杜浩(和州丰山杜村人,北宋歌豪杜师雄后裔)有“古来无敌归仁者,漫说东城斩将功”咏史诗句(《南莠村集》)。清人释传彝《过霸王庙》诗云:“西风古庙飞黄叶,落日荒江冷碧波。?土东城休怅望,汉家无复旧山河。”(《江雨集》)。

根据上述史料记载,名人诗文的佐证,乌江隶属东城确定无疑。据此可知,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关于项羽自刎乌江的记载,与论赞“身死东城”的提法,并无矛盾,自刎乌江,是具体记述;“身死东城”是“身死东城乌江”的简略。这种简略,古今皆有之,不足为怪。通读《史记》,类此者多处。现举一例如下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:“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,七日,汉兵中外不得相救”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则说:“高祖自往击之……匈奴围我平城,七日而后罢去”。白登是平城县的一座山,犹如乌江是东城的一个亭,两者相似何其乃尔,不言而喻。

    “血食斯土”遗迹长存

项羽自刎乌江,不仅见载于《史记》和历代诸家史书,且有史迹为证。今乌江驻马河,原名驻马塘,因项羽驻马于此而得名。南朝梁任窻《述异记》载:“今乌江长亭,亭下有驻马塘,即当时乌江亭长舣舟待羽处。”《和州志》记载:刘邦以鲁公号葬项羽后,乌江亭长即在项羽自刎之地墓葬了项羽的血衣和残骸,并立亭以祀,名曰“项亭”。唐时建祠,规模宏伟,李白从叔李阳冰为之篆额,曰:“西楚霸王灵祠”。历代相继修缮,灵祠长存至今。每年农历三月初三,乌江举行霸王庙会,仪式隆重;插花山(即阴陵山)祭祀虞姬,声势浩大,香火极盛,且渐由单纯祭祀扩展为集市贸易。是时,游人如织,省内外宾朋嘉客慕名而来者,络绎不绝。自唐以来,历代名人多有诗文,或吟颂,或赞叹。唐李德裕尝拜谒项王祠,作《项王亭赋》。晚唐诗人杜牧曾作《题乌江亭》,对项羽自刎乌江、没有东渡、土重来而深表惋惜。宋王安石有“江东子弟今犹在,肯为君王土来”诗句;乌江县令龚相在其《项王亭赋序中写道:“前人遗迹往往化为榛莽狐狸之区矣,独项王亭去古浸远,于邑为近,”并赞项羽:“临江不渡,留骓报德,有何惫也”(《项王庙碑》)。元达鲁花赤不兰溪在《重修西楚霸王庙记》中云:“……由汉而下,革十五代,城郭宫陵榛莽,独王血食斯土。”(《项王庙碑》)

这里,尽管诗人对项羽的评价各有所见,但他们对项羽自刎乌江的史实,却一致认可。

 
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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